崔淑贤的遭遇并非个例，她只是韩国体育界冰山一角中，那个不幸被揭露的悲惨身影。短道速滑奥运冠军沈锡希，从11岁起就遭受教练赵宰范的性侵。平昌冬奥会前夜，她更是被打到脑震荡，却被强行带伤参赛。她曾痛苦地控诉：“教练威胁我，如果我说出去，就终结我的职业生涯。”而网球选手金恩熙，10岁时就已被教练多次性侵，直到27岁结婚后，噩梦般的经历依然困扰着她。

韩国体育协会2019年的数据显示，近一半的退役运动员曾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暴力，其中11.4%的人经历过性暴力，更有8.2%的人表示几乎每天都遭受殴打。这样的数字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在韩国体育界，教练的权力几乎渗透到运动员生涯的每一个角落。他们决定着谁能获得参赛机会，操控着赞助商的合同，甚至掌握着运动员们赖以生存的生活费。羽毛球奥运冠军安洗莹，在2017年进入国家队后，不仅被要求为男队员手洗内裤、打扫训练场馆，在受伤后，协会竟然拒绝了她乘坐商务舱的合理请求。而在铁人三项队，更有一份详细的《后辈守则》，共计78条，其中竟包括凌晨四点为前辈购买咖啡、随时听候差遣等卑劣条款。

体育机构本应是运动员们追逐梦想的港湾，然而在韩国，它们却成为了暴力和压迫的保护伞。在崔淑贤自杀前，她曾向警方、体育委员会和人权机构发出过求助信号，然而得到的却是冷漠和敷衍。官员们认为“体育界殴打很正常”，警方则以“举报内容不够刺激”为由，删减了她的陈述。2019年，韩国政府统计的1027起虐待案件，竟然只有37起得到了处理。

韩国体育界根深蒂固的封闭结构，是暴力循环得以滋生的土壤。运动员们长期与家人隔离，而教练则集训练、医疗、商业等各项权力于一身，形成了一个个“土皇帝”。短道速滑名将安贤洙，就因为他并非“体育大学派”的背景，被禁止使用训练设备，最终不得不为了继续运动生涯而加入俄罗斯国籍。

“前辈文化”更是将虐待合理化为一种“传统”。新人入队，不仅要为前辈手洗内裤，稍有反抗，便会招致耳光惩罚。女运动员更是被视为“性资源”，有退役球员曾透露，高中生运动员常常被逼向政界人士陪酒，在酒桌上，官员们更是肆无忌惮地要求她们坐到自己的腿上。甚至连女体能师也难以幸免，2018年世锦赛期间，一名助理教练酒后侵犯了一名体能师，事后仅仅被开除，却未受到任何刑事追责。

崔淑贤的悲剧，一度引发了公众的愤怒。网友们在青瓦台网站上联名请愿，总统文在寅也因此下令彻查，涉事教练一度被停职。然而，类似的悲剧并未因此停止。2020年，排球运动员高友敏，因长期遭受网络暴力和队内霸凌而选择自杀。她在日记中写道：“队里只有两种人，打人的和挨打的。”

沈锡希凭借着搜集到的录音证据，将教练赵宰范送入了监狱，但她的职业生涯却因身心的创伤而早已提前滑坡。安洗莹则以退队相威胁，揭露了羽毛球协会的腐败，国会调查证实了霸凌的存在，但令人遗憾的是，那些核心的责任人却未受到应有的惩处。

所谓的改革措施，在韩国体育界也常常形同虚设。韩国政府虽然设立了举报热线，并通过了《体育公正法》，但令人震惊的是，竟然有高达299起教练惩戒后又被复职的案例。一名游泳教练，曾因暴力行为被禁赛6个月，一年后竟然摇身一变，成为了联盟的指导委员。这种“惩罚”与“教育”，在韩国体育界，似乎成了一种可笑的循环，受害者的血泪，在权力与金钱的交织下，显得如此苍白无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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